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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因此，从传统的宪法规范内部结构的国家与公民二元主体的角度看，国策条款可算做是宪法规范的外部结构。
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有志投身于新政权的群体来维护宪法。当代国家的疆域里往往要包容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传统的族群，一个兼收并蓄、异不害同的宪政秩序可能是让大家熔于一炉的最好方式。
基本权利并不涉及资源和禀赋，更多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志，而社会经济权利则涉及国家能够给个人提供的条件。他告诉我的是，如果其中有一位政治家在某次会议上出现的话，和他意见相左的别的政治家在知情后就不会在当天出现（笑）。后来，随着任期制度的建立，有的法官在任上去世，有的则退休离开，这些席位被其他法官增补。曾经发生过很有趣的争论，其中有观点认为，在全国人大的模式下，合宪性审查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人大在立法的过程中，已经宣示了法律的合宪性。请再次注意，这里的审查在形式上接近于美国的司法审查，但是一般的德国法院法官不会直接不再适用可能违宪的法律。
坦率说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合宪性审查的模式，它并不具备一般的合宪性审查所必须的条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目前唯一能够接受的审查模式。这可能是宪法的现代使命之一。但依据第五共和国的宪政传统，法国习惯上采取的是半总统制。
[19][美]房龙：《宽容》，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这就意味着，在这套宪政监督体制下，一部议会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宪，最终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宪法要做出相应的修改，这与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13]在这近百年的反复社会动荡中，违宪审查制度虽然被各路政治力量反复提及，但是它一直都沉浮于卢梭式激进民主的漩涡中，最终也没有正式破土而出。这也决定了美国式的由司法机关承担违宪审查职能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当时的法国国情。
该法规定，注册任何社会团体都需要行政机关的审批。[2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9页。
因为按照卢梭主义的观点，宪法作为政治法，其实施和审查权理应由代表公意的机构来行使。[33]实践中，其作用几乎没有显现出来。这一方面显示了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其为独立的权力机构。1971年的结社自由判例标志着法国宪法委员会职能的重大转变。
[39]宪法委员会延续了事前审查的制度，这与美国为代表的事后违宪审查程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卢梭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主权理论是一种一元的民主主权理论，它把民众的意志以及代表公意的民主机构（比如议会，尽管卢梭更多时候提倡的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的意志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源泉，其他一切权力都在其之下。政治宪法学是近年来在汉语法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宪法研究进路。其次要平衡各方利益，并不以任何一方的权力（利）诉求或者特定意识形态为依归，以多元化的方式做到维护国权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不过这种法国式的特殊个案对于中国的宪政发展史来说却并不陌生，革命与维稳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荡也一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依照规定，这些被鉴别和剔除的法律可能与宪法抵触，或者触犯宗教、触犯道德、触犯信仰和个体自由、有损法律面前的公民平等性、有损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有损法官的终身任期制等。
对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背后复杂的政治思想动因的研究与审视，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在社会变革时代稳妥、渐进地推进我国宪政体制改革。[20]李康：《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载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在实践中，迄今为止只有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两任总统在宪法委员会的创立初期（1959-1962）曾经行使了委员的职权。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评述》，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人皆不得擅自行使之。[38]比如，宪法第40条禁止议员提出包含增加政府开支或者削弱税收的措施，第48条给予政府在议会程序中的优先提案权等。全民公投930万比817万票，另有856万票弃权）。公共舆论基本被有左翼倾向的城市中产阶级占据。
也就是说第四共和国的宪法理事会制度并没有主动监督和保障实施宪法公民权的法源。1835年，他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书中他大力推崇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制度，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使得宪法变得可操作化，保障了宪法条文的实施。
但是其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一种超然的法治权力来平衡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罗桑瓦龙认为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法国的主流政治观，它们处于链条的两端，并且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蔑视，以至于描绘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国。
于是，关于如何保障宪法的条文得到切实履行的议题开始引起了讨论。除了对提交的法案进行合宪性审查以外，相比较而言，宪法委员会的主动职权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充。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宪法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多元化也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于是，左和右的区分与博弈变成了世界标准，也一直标识了法国近代宪政发展的主轴。（三）第四共和的初步尝试 第三共和时期的宪政讨论没能继续深入下去，也没能实质性地影响宪政变革，世界大战就到来了。1799年，获得执政地位的拿破仑主持设立了护法元老院（Senat Conservateur），该机构拥有撤销某一项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权力。
护法元老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违宪审查形式。（二）公民权利运动与宪政改革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五月风暴为代表，法国爆发了新一轮的左翼社会运动。
[49]只是在最近的2017年法国左派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宪法审查制度的改革成为争论主题之一。它无疑在法国的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称为法国版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也有学者把它形容为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度的第二次出生，[41]或者实现了真正政治革命的伟大裁决[42]。
在被房龙称为暴力神圣化的平民暴政的局面下，[19]新的威权宪政秩序开始酝酿。但是直到1934年，官方的表述中，议会主权还具有很强的不可分割性—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须仔细检查该法是否与宪法一致，能否解决那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宪法解释应该由议会执行。
[29]虽然狄骥的建议在第三共和时期都没有获得实施，但是时至今日，狄骥的法学思想在法国的影响力依然是巨大的。[20]托克维尔一方面对个人主义的激进民主保持谨慎，另一方面也觉得专制独裁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用第五共和宪法起草的重要参与人德布雷（Michel Debre）的说法就是：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正是防止议会制度出现差错。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样经历了各种曲折与反复，方向与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也始终伴随。
[23]在当时，虽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议会主权（la souverainete parlementaire）的一元民主制，但是经过百年革命历程的洗礼，社会的革命激情逐渐沉淀，理性的政治反思也越来越多。而今天我发现这是错误的。
[32]Didier Maus,《Les origins: avant 1958, limpossible contr6le de constitutionalite》，IeConseil const itut ionnel，La documentation F rancaise，Paris, 2007. pp. 29130. [33]芦布信喜『讲座·患法诉讼』卷一，页155（有斐阁、1987）。再加上彼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时期，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尖锐。
1968年5月30日，他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在这一阶段，由于卢梭式激进民主理论的影响，违宪审查制度始终难以有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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